简介
　　槟城惠州会馆位于马来西亚槟城。创立于清道光二年六月初六。

十九世纪之惠州公司
　　至迟清道光二年六月初六（23─7─1822），惠州属同人已组织惠州公司，当时有乡老归善人李兴以墨西哥银（又名鹰洋）325元购得砖瓦屋两间及地皮一段，无条件捐赠给惠州同乡充作会馆。当成立之初，定名为“惠州会馆”，凡居住乡村僻埠之同乡，因事至槟城者，均以会馆为憩息之所；从中国南下的同乡亦通过会馆为跳版，深入内陆开拓农业及矿业。因此，联络梓谊，实深利赖。
　　该段地皮和屋地，占地105尺深，地契号（牙兰）4686／22号，即今日的会址。当时协助最力者为梁进、张亚意、苏亚瑞、聂亚秀。後人追念先贤功劳，遂于惠州总坟左边筑拾金公墓，立碑纪念，以志不忘。
　　惠州会馆的名字也极早出现在英殖民地初期的资料，它与许多会党同期并存。
　　後来利昂康伯氏（LEON─COMBER）写的《马来亚的华族私会党》（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，1800-1900）曾引用这份资料把它们当作是槟城华族私会党的七个最早组织──结果“惠州公司”也因而被归纳为会党。
　　从这样一份资料，可以知道在会馆初建时，岛上人口不多，惠州会馆的公开会员人数也不多。据一般常见的人口史料，如巴素《马来亚华侨史》引言中所引，1820年槟岛华人的总人口才8270名，而1830年则是8963，1820年威省华人人口才325人，而1877年为951人。如上述R.Caunter所述的惠州会馆之会员人数属实，从人口比例则可反映其160名会员的实力不是太强大。
　　但我们显然也要考虑资料以外的另一事实，在19世纪到达槟城的华人，即使以槟城的会馆为中心，并不一定就落脚槟威两地。他们是以槟城为跳板，进入吉打、玻璃市、霹雳等地，足迹甚至远踏泰国及印尼的苏岛。

会馆的发展
　　李兴领导惠州同胞出钱出力，却不似有子孙。在1848年逝世，其墓碑由惠州公司立碑，基於当时条件，式样也相当简朴。到了1973年，受广汀第一公冢拾金影响，由林禄怡争取重新立碑於总冢邻近。
　　咸丰十年（1860）广汀公冢新建福德祠并义冢凉亭，惠州馆捐四拾元，名列第六。
　　从现存会馆的碑记看，惠州会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堀起的领袖是黄陈庆。同治八年（1869）岁次己巳孟夏（四）月重修馆宇，捐钜款者有黄陈庆，捐献二百六十元。另有，李辛酉捐二百零五元、罗元有捐壹百五拾元，捐款者达152位。其中过半数捐款人名字是单字名而加阿者，阿满就有五人；还有以数目字当名字者。阿七有两位；阿三、四、六、九各有四位；阿五有五人。也有用好意头的字眼当名字者，阿义五位、阿秀阿娇各三人、阿发阿明阿兴阿福阿有阿顺阿先阿胜各两位。考据这块碑记上的人物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会馆在惠州公司时代的特色，一直保留迄今。它的成员不限於一地而是分散在北马各处，以槟榔屿为中心，连成一气。
　　捐款人中最着名的是吉打甲必丹戴春桃，碑上署名戴阿桃捐拾元。他又名戴春华，但当时他可能未受封甲必丹，所以未有附刻职衔。
　　这样一块碑记不仅是留下了重要的凭证，说明当年的惠州社群的活动地域，并不仅仅在槟榔屿岛上。或者我们也可以将碑上的人名与其他地方的碑铭对比，以认识到他们参与的社会活动不仅限於惠州社群内部。结合其他的组织的碑记，可以发现会馆领袖黄陈庆等人，其实活跃於内陆的大山脚一带。
　　黄陈庆在1863年闽粤人士共同重修广福宫之际捐陆拾元、李满也捐伍拾、刘玉捐式拾、朱云秀（义兴党员）捐拾元、孙化捐拾元、黄泗捐拾元、李辛酉捐拾元。1866年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，罗元有（友）捐壹百、李兴捐壹拾肆、黄陈庆捐拾三、刘（亚）玉捐拾元、吴（兴）发捐拾元、蓝（亚）有捐拾元、林满捐伍元，张观生捐伍元、陈壬生捐伍元、卢连兴捐四元半、李满（合）四元、李辛酉、林火秀（义兴党人）、戴春桃、王东连、朱云秀、陈金养（任经理）各捐二元。这是他们参与槟城华人的社会与信仰中心机构，与其他籍贯领袖为公益共同捐款的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