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槟城惠州会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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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
  槟城惠州会馆位于马来西亚槟城。创立于清道光二年六月初六。

十九世纪之惠州公司
  至迟清道光二年六月初六(23─7─1822),惠州属同人已组织惠州公司,当时有乡老归善人李兴以墨西哥银(又名鹰洋)325元购得砖瓦屋两间及地皮一段,无条件捐赠给惠州同乡充作会馆。当成立之初,定名为“惠州会馆”,凡居住乡村僻埠之同乡,因事至槟城者,均以会馆为憩息之所;从中国南下的同乡亦通过会馆为跳版,深入内陆开拓农业及矿业。因此,联络梓谊,实深利赖。
  该段地皮和屋地,占地105尺深,地契号(牙兰)4686/22号,即今日的会址。当时协助最力者为梁进、张亚意、苏亚瑞、聂亚秀。後人追念先贤功劳,遂于惠州总坟左边筑拾金公墓,立碑纪念,以志不忘。
  惠州会馆的名字也极早出现在英殖民地初期的资料,它与许多会党同期并存。
  後来利昂康伯氏(LEON─COMBER)写的《马来亚的华族私会党》(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,1800-1900)曾引用这份资料把它们当作是槟城华族私会党的七个最早组织──结果“惠州公司”也因而被归纳为会党。
  从这样一份资料,可以知道在会馆初建时,岛上人口不多,惠州会馆的公开会员人数也不多。据一般常见的人口史料,如巴素《马来亚华侨史》引言中所引,1820年槟岛华人的总人口才8270名,而1830年则是8963,1820年威省华人人口才325人,而1877年为951人。如上述R.Caunter所述的惠州会馆之会员人数属实,从人口比例则可反映其160名会员的实力不是太强大。
  但我们显然也要考虑资料以外的另一事实,在19世纪到达槟城的华人,即使以槟城的会馆为中心,并不一定就落脚槟威两地。他们是以槟城为跳板,进入吉打、玻璃市、霹雳等地,足迹甚至远踏泰国及印尼的苏岛。

会馆的发展
  李兴领导惠州同胞出钱出力,却不似有子孙。在1848年逝世,其墓碑由惠州公司立碑,基於当时条件,式样也相当简朴。到了1973年,受广汀第一公冢拾金影响,由林禄怡争取重新立碑於总冢邻近。
  咸丰十年(1860)广汀公冢新建福德祠并义冢凉亭,惠州馆捐四拾元,名列第六。
  从现存会馆的碑记看,惠州会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堀起的领袖是黄陈庆。同治八年(1869)岁次己巳孟夏(四)月重修馆宇,捐钜款者有黄陈庆,捐献二百六十元。另有,李辛酉捐二百零五元、罗元有捐壹百五拾元,捐款者达152位。其中过半数捐款人名字是单字名而加阿者,阿满就有五人;还有以数目字当名字者。阿七有两位;阿三、四、六、九各有四位;阿五有五人。也有用好意头的字眼当名字者,阿义五位、阿秀阿娇各三人、阿发阿明阿兴阿福阿有阿顺阿先阿胜各两位。考据这块碑记上的人物,我们可以发现,会馆在惠州公司时代的特色,一直保留迄今。它的成员不限於一地而是分散在北马各处,以槟榔屿为中心,连成一气。
  捐款人中最着名的是吉打甲必丹戴春桃,碑上署名戴阿桃捐拾元。他又名戴春华,但当时他可能未受封甲必丹,所以未有附刻职衔。
  这样一块碑记不仅是留下了重要的凭证,说明当年的惠州社群的活动地域,并不仅仅在槟榔屿岛上。或者我们也可以将碑上的人名与其他地方的碑铭对比,以认识到他们参与的社会活动不仅限於惠州社群内部。结合其他的组织的碑记,可以发现会馆领袖黄陈庆等人,其实活跃於内陆的大山脚一带。
  黄陈庆在1863年闽粤人士共同重修广福宫之际捐陆拾元、李满也捐伍拾、刘玉捐式拾、朱云秀(义兴党员)捐拾元、孙化捐拾元、黄泗捐拾元、李辛酉捐拾元。1866年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,罗元有(友)捐壹百、李兴捐壹拾肆、黄陈庆捐拾三、刘(亚)玉捐拾元、吴(兴)发捐拾元、蓝(亚)有捐拾元、林满捐伍元,张观生捐伍元、陈壬生捐伍元、卢连兴捐四元半、李满(合)四元、李辛酉、林火秀(义兴党人)、戴春桃、王东连、朱云秀、陈金养(任经理)各捐二元。这是他们参与槟城华人的社会与信仰中心机构,与其他籍贯领袖为公益共同捐款的见证。